摘要：　　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方向，新聞媒體大有作為的地方多著呢。

　　“3·21”東航客機事故發生后的第三天，朋友圈里有人轉發復旦大學教授陸曄在《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去中心化”時代新聞媒體的意義何在？——由MU5735空難報道談起》。我的第一反應是：早了點兒吧？第二個黑匣子還沒找到呢！這時候就開始研究空難報道了，是不是太性急了。然而在仔細讀過這篇急就章后，感覺文章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更重要的是，新聞傳播的學術研究同樣應當在第一時間對熱點事件發出專家學者的專業意見，這是責任，更是擔當。

　　陸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移動互聯網時代機構媒體、自媒體、大V和普通公眾等多主體參與到新聞生產當中，來自工業化時代的機構媒體新聞生產的專業化原則和機制在不同層面失效了，新的規范尚未建立。”于是，新聞專業精神何處安放便是順理成章的問題，而且在禍從天降的事故面前更加凸顯。

　　陸教授的提醒很快就被不幸言中——一家在航空領域最權威的專業報紙發出了“第二個黑匣子已找到”的假新聞，最專業的報紙干出了最不專業的事情。最荒唐的是：加上標點符號不過十個字的新聞竟然署了七個記者的名字。朋友圈里，一位報社前老總調侃道：“七個記者署名的新聞，可能是臨時工采訪的、寫的。”

　　如果把這件事僅僅看成是專業媒體急功近利的偶發和不慎，那么新聞專業精神將更加無處安放。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么今天有不少記者對流量如此向往？為什么這些記者對10萬＋如此癡迷？為什么記者對深入采訪和走心寫作嗤之以鼻而對網紅式出鏡趨之若鶩？

　　陸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到：2004年包頭空難，47名乘客、6名機組人員罹難并造成地面2人死亡，當時幾家媒體報道只提及機組人員和4名乘客的名字，遭致廣泛批評；而《南方周末》李海鵬的特稿《悲情航班MU5210》講述的遇難者及家人的故事，時至今日依然被一些人視為災難報道的杰作。2010年伊春空難，《三聯生活周刊》特稿《伊春空難：災難之旅和生命之歌》講述了罹難者的故事和生還者的自救，令讀者動容。陸教授的這番追述是要印證這樣的判斷：要知道，在我們這一輩人從事新聞實務和新聞教育的年代，講述災難事故遇難者的個人故事，“讓每一位遇難者都有名字”，將災難事故中冰冷的死亡數據還原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曾是新聞報道的一個重要面向。

　　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這個“重要面向”過時了嗎？

　　為此，我重新翻閱了《南方周末》和《三聯生活周刊》的這兩篇特稿。特稿都比較長，無法詳細引述。這里可以通過文中的小標題做一個大概的還原——“踏上災難之旅”“自救的人們”“艱難的救援”“現場的磨難”“現場和現場外的困惑”“中國式善后”。必須強調的是：包頭空難是飛機剛剛起飛，伊春空難是飛機即將落地，而且由于救援及時，伊春空難的生還者多于遇難者。而“3·21”事故是主要撞擊點深度從地表向下延伸至20米左右，也就是說這樣的事故更加慘烈。

　　因此，“3·21”東航客機事故不存在“自救的人們”，“現場的磨難”也主要是救援者戰勝各種困難。如《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救援與等待：莫埌村這一天》，《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特稿《我愿意講述：姐姐姐夫都在那架飛機上，還有1歲半的外甥女》，紅星新聞《墜機核心區黑色蝴蝶發圈疑似云南女孩所留，好友：曾見她戴過，和閨蜜乘同一航班》，等等。

　　不過，我對新聞專業精神何處安放并不悲觀，因為這樣一條新聞讓我備受鼓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3月31日召開會議，聽取“3·21”東航MU5735航空器飛行事故應急處置情況的匯報，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在我印象當中，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研究航空事故這是第一次。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方向，新聞媒體大有作為的地方多著呢。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